自由市场并不保证会给发明者奖励

推动创新的关键因素，是创新者从研发投资中得到大部分经济利益的能力，经济学家称之为“专属性”（appropriability）

• 对污染等负外部性的适当措施，是找到一个使生产者正视社会成本的方法
• 对创新等正外部性的适当措施，则是帮忙补偿生产者的创新成本。授予并保护知识产权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机制

鼓励研发

• 专利、商标、著作权和商业机密
• 以奖金直接资助大学、私人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科学研究
• 提供企业研发支出的税负减免，它的优点是很有弹性

经济创新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讨好创新者，而是要鼓励稳定持续地创新，以提高社会的生活水平

缴税是用强迫的方式克服搭便车问题

公共物品

• 国防、基础研发、道路、警察和消防局
• 两个重要特性：非竞争性（nonrivalrous）与非排他性（nonexcludable）
• 非竞争性是指商品本身不会因为更多人使用而变少
• 非排他性是指卖家无法排除那些没付钱也能使用商品的人

当某些人从公共物品中受益，却没有付出相对合理的成本时，经济学家把这个问题称作“搭便车”（free-rider）

缴税是用强迫的方式克服搭便车问题：如果你不为公共物品纳税，你就要坐牢，这些利益与成本是隐性社会契约的一部分。如果社会成员不用某种方式合力提供公共物品（经由政治或社会机制），则大家都会蒙受损失

社会福利计划是在援助与激励之间拔河

帮助穷人的最佳方式是什么

•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
• 当你教人钓鱼时，他想要吃的是什么？在学习过程中，你需要给他鱼吃，是等他学成之后，才停止给鱼么？是否会有这个人拿走了鱼，却不学技术的潜在风险

社会保障网不应该成为吊床，不应该成为很难进入或很难出来的东西，它应该更像高空秋千表演者下方的安全网，缓冲你掉落下来的力道，帮助你再弹上去

负所得税（negative income tax），政府在一个人赚到额外收入时减少他的福利，就会产生负所得税

正所得税是指你赚钱时，政府拿走的一部分

大多数计划都在援助与激励之间拔河，最终的目标应该不只是分配金钱，让人们有高于贫穷线的收入，而是帮助人们发展他们需要的技能，让他们在不断变动和成长的社会里谋生

什么样的收入不均程度算合理

在一个公平的社会，报酬和不平等不应该受到出生、家庭背景甚至运气的摆布，而应该与人们的努力和技能有合理的因果关系

解决收入不均

• 无论用什么形式，把更多的金钱分配给穷人都会减少收入不均
• 重新分配可能也无法解决收入不均扩大的社会根本问题，例如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不一样
• 用于减少收入不均的政府预算，不一定要直接付现金给贫穷家庭
• 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的安全程度，这才是低收入家庭急需的
• 虽然收入不均逐年恶化使我烦恼，但我比较担忧的是穷人每天面对的生活条件，而不是富人的高收入

品牌可以让消费者对质量比较放心

由于信息不完全，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就会来搅局

信息不完全造成了保险市场难以解决的失衡问题

• 道德风险（moral hazard），拥有保险会使人不太会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或阻止坏事发生
• 逆选择（adverse selection），特别可能遭遇坏事的人更可能购买保险，而风险很低的人不太会可能购买

保险方案

• 排除条款、部分负担和共同保险可以把一些财务风险转回客户身上，可以鼓励客户尽量减少有道德风险的行为
• 取得更多的客户

谁能监督代理人

经济学家所说的代理人问题（principal-agent problem）的分析架构，可以用来分析治理议题

• 在代理人问题中，委托人这一方想激励对方，也就是让代理人以某种方式尽力工作
• 涉及信息不完全，委托人很难知道代理人是否努力（或有效率地）工作，或是依委托人的最佳利益来做事

评估企业领导人的产出绩效

• 上市公司依法必须被审计，且必须公布财务信息
• 监督高级主管的另一个可能是外部的重要投资人
• 在现代金融市场，给投资人操作建议的股票分析师、放款给企业的银行、财经媒体记者，这群人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评估公司的健康状况，也有力量来监督高级主管

评估政府领导人的产出绩效

• 人们为什么不投票，不论何种规模的选举，胜败差距都是以几百、几千甚至数百万票来衡量的，一个理性的选民知道自己的一票不可能造成差异，因此很多人不关注选情或投票
• 如果大多数人都不表露心声，有谁会，答案是特殊利益团体
• 专项拨款，也成为“政治分肥支出”（pork-barrel spending），是另一个例子。这是对民主的挑战，利益集中在很有限的地方，成本却要广摊
• 公共治理的最后一个难处是政府发觉它很难退出。如果政府的计划行不通，会这样；谁来撤销政府的计划；如果政府机关提供差劲的服务，又如何；谁来提供竞争以抗衡差劲的服务